处理好族群关系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其族群大多来自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移民，不同族群拥有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

在新加坡的社会语境中，缺乏共同价值观念与认同意识的基础，不同文化信仰的族群之间一旦发生摩擦就会破坏新加坡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um，即地位”，身份焦虑即一个人在所处社会地位与阶层中，内心潜藏的对自身价值、重要性及尊严感的危机与担忧。

当一个族群产生身份焦虑时，与其说是身份的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失去了坐标”的惶惑与紧张，是丧失“文化认同”的失落与无奈。

新加坡华人的身份焦虑

华人在新加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自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土生华人到20世纪初期的“新客”华人劳工及其生活于当下的后代，他们都不同程度的通过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来维系对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文化原乡想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全面推行英语教育，社会整体西化氛围进一步加深。

华人族群与其传统文化之间开始被割裂，即将“失根”甚至“无根”的惶恐焦虑在新加坡部分华人中蔓延。

作为从小在“华校”学习和成长的陈哲艺，在面对如今高度西化的新加坡时，即便已拥有十几年的英国留学与定居的经历，仍旧无法避免的感到自身所遭受的身份危机。

“那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文化心理倾向是超理性的，他们作为生活在别处的原乡人，在民族情绪和文化情绪上是无法同原住国彻底斩断联系的”。

深入骨髓的华人血脉使陈哲艺在面对新加坡强调的国族认同时，表现出一种担心华人文化被边缘和牺牲的焦虑。

这种情绪也投射在了影片的人物身上，一方面表现为对新加坡西化现实的再现，另一方面则是对华人文化的治愈式展现。

电影《热带雨》是对代表传统与温情的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和代表现代化与功利主义的新加坡文化的赤裸寓言，影片中从人物到道具都带有极强的文化身份意味。

首先，影片中的校长是典型的“香蕉人”，黄皮肤黑眼睛却满口都是英文，且演员本身也是完全不会华语。

同时《爸妈不在家》中的校长也是讲英语的印度人，这都暗示了新加坡社会的高层几乎完全西化的事实。

此外影片中林淑玲的教师同事和所教学生也都是满口英文，更呈现出在新加坡社会占有最多人数的中产阶层几乎完全西化的现象。

这意味着坚持中文在新加坡几乎不再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尊严感，随之而来的痛苦并不止于物质上的局限，而更在于这些华人意识到身份的低下而产生精神上的窘迫。

其次，影片里华人文化是冷漠的新加坡中仅有的温情之所在。

郭伟伦来到林淑玲家中补课时，林淑玲的公公看到郭伟伦写不出“帮”字，挣扎着在郭伟伦的手臂上写下“帮”，两人相视而笑仿佛是拥有血缘的真实爷孙在享天伦之乐的温情。

林淑玲在家中如保姆般照顾公公，做华语教师也认真负责，周期性的取卵与试管婴儿的失败带给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

但她的辛苦与疲惫却无人知晓，丈夫出轨，婆家亲戚因为她没有孩子而冷嘲热讽，唯有瘫痪的公公在她伤心难过时指向墙上的书法“笑”字，给她安慰，希望她可以开心起来。

这一刻的温暖仿佛打败了窗外不停息的雨水带来的舒适与治愈。

新加坡的国族认同强调统一、秩序与高效，这是现代文明的观点与追求。

华人的文化传统成为新加坡社会文化中格格不入的部分，有别于社会主流所推崇的成功典范，华人文化在无人挽回的境地中不得不走向衰落。

电影创作传达出的也正是作为华人导演的陈哲艺面对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不得不被边缘的无奈，以及在祖国冰冷社会中无法找到与自己文化身份一致位置的焦虑。

东南亚移工的身份焦虑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类型决定了其社会对外来移工的大量需求，而东南亚劳工也因此成为新加坡社会不可忽视的人文景观。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东南亚劳工在新加坡从事最为基层的体力工作，也处于新加坡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边缘地带，没有走出固有社会地位的能力，更无法收获平等对待的尊严感。

《爸妈不在家》中将复杂的族裔、阶级关系问题浓缩于一个家庭之中，展现了作为菲佣的泰莉所面临的多重危机。

泰莉来自不够发达的菲律宾，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寄养于妹妹家中，来到新加坡成为一名廉价的菲佣。

泰莉成为菲佣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没收了护照——被剥夺了身份与自由的权利。

一开始家乐并不接受泰莉，此时的泰莉存在于这个家庭的边缘——她睡在家乐床下的床垫上。

与惠玲家一起参与家庭聚餐时不能与大家同桌，而要独自坐在外面，甚至她的宗教信仰也要放弃，因为新加坡“没有上帝的空间”。

同时还要时刻受到来自中产阶层女主人惠玲的天然的蔑视，这种蔑视随着家乐与泰莉的亲近而变成一种妒忌与愤怒，在作为菲佣的时间里，泰莉几乎没有受到作为劳动者所应有的公正对待。

此外，泰莉在社会上的遭遇也展现出外籍劳工在新加坡社会所处的边缘地位。影片中泰莉与妹妹通电话问候孩子时，画面背景处是一场华人葬礼仪式。

锣鼓喧天的嘈杂使她几乎无法沟通，也没有人能够听到她的声音，这正暗示出外籍劳工无法适应新加坡的压力。

当泰莉由于家乐打架而被要求见校长时，印度裔校长对员工很是生气：“你为什么叫个女佣过来？”，这充分展现了新加坡对于外籍劳工的态度。

但讽刺的是，家乐所在学校升旗宣读的誓词却是：“我们，新加坡公民，宣誓我们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共同建设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

国家的身份已经被“正式阐明为一种混合体”，但这是通过“虚伪的融合主义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微妙的种族霸权”。

最终泰莉在一次全球化金融风暴中被迫回到家乡。在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下，这些底层的外籍劳工永远无法在新加坡获得自己的身份与归属。

正如那张一开始就被没收的护照一般，新加坡没有他们的身份，当他们离开新加坡时，才能够重新获得身份认同。

《热带雨》直接将女主角林淑玲设定为马来西亚人，以全新的马来西亚移民视角展现外籍劳工在新加坡的身份焦虑。

电影刻意地将马来西亚置于新加坡的对立面，新加坡经济优势带来富足的生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马来西亚拥有的却是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

新加坡代表了更高的阶级层次和更加优越的社会身份，马来西亚人无不渴望通过婚配的方式获得在新加坡生存的权利和新加坡人身份。

影片中林淑玲的母亲与她仅有的两次通话，都会提到让阿玲劝弟弟娶一个新加坡女孩，让阿玲赶快把国籍改成新加坡。

这是未曾到过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的焦虑，但也是遭遇文化与身份双重边缘的阿玲的焦虑。

丈夫是新加坡人，而阿玲来自马来西亚，家庭内部便分化出国族身份与阶层的差异，被社会边缘的华语教师职业使她工作中不被重视，更没有晋升的机会，也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此，来到新加坡工作，与新加坡人成立家庭，并不意味着财富、命运或阶级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与提高，作为文化他者的林淑玲反而被推入身份焦虑的漩涡之中。

影片中连绵的阴雨照应了阿玲落寞黯淡的心境，隐喻的是处更高阶层的新加坡冷漠疏离的社会人情。

影片中不是没有太阳，只是太阳不出在新加坡，而是在马来西亚，极具热带风情的、肆意生长的棕榈树也与新加坡高楼耸立的水泥森林形成鲜明对比。

新加坡是随处可见的现代都市却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根，文化身份的格格不入让阿玲在新加坡十多年都没有换掉护照。

最终她选择带着腹中的新生命回到马来西亚，回到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在新加坡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中，东南亚移工是社会中的流动成员，是永远被排斥在城市之外的“他者”。

族裔剥削、阶级剥削、全球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都造成这些外籍劳工难以留在新加坡的必然性。

族群混杂、文化多元并未成就新加坡的包容，处于社会底层的外籍移工永远无法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身份的认同和“家”的社群想象。